简介：医托是依附于医疗行业的社会顽疾，尽管有关部门近年来进行了集中打击，但这个灰色行当又在“互联网+”的热潮中借尸还魂，并且呈现出公司化、集团化、更隐蔽的特点。他们正在向着影子医院的方向发展。

继百度医疗广告竞价排名事件以及国家有关部门集中打击之后，医托悄然进入到各类社交媒体上，以各种形式给医疗机构吸引客源。网络医托或者“影子医院”的话题最近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据新华社报道，前不久，湖南省长沙市工商部门接到举报称，一家名为“湖南男博医疗集团”的公司诱骗患者就医，但相关部门上门检查时发现，这家公司已经注销并解散，人员集体失踪。网络医托或者影子医院的话题再次引起社会关注。

“医托的危害显而易见，一方面它谋财——它首先就是为利益所推动的产物，有时甚至还会害命——患者会因此延误治疗时机或者误诊，从而对生命造成危害。当医托与互联网结合，业务边际更加扩大，也更隐蔽了。”曾经多次卧底医托机构的前新闻记者易群(化名)阐释了他对网络医托危害的看法，“目前还看不到对网络医托形成有效打击的手段。”

没病也要找出病

易群曾经在两家专门为医疗机构提供“获客”服务的企业卧底，即便在离开新闻行业后，仍然对网络医托这个行当持续关注。这样提供“获客”服务的企业也被称为影子医院。

“你随便在哪个位置打开微信搜‘附近的人’，都会看到周边总有一群‘医生’，离你的距离或远或近，而且大多都是‘女医生’，甚至有不少是‘美女’，这些基本上都是医托。”易群介绍，这些“医生”都会注明自己诊治的专业，比如男科、妇科、儿科、脑科等等。

这些微信号的背后对应的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小组”，他们一般不会主动去加人或者主动找人聊天，这些人的背后都依托不同的公司。

这些公司一般都进行了正式的工商注册登记，名称里都会有“医疗”、“咨询”或者“科技”字样，但他们的主业其实就是为有合作的医疗机构“拉客”，也就是人们口头上所称的“网络医托”或者“影子医院”。

据新华社报道，“湖南男博医疗集团”(下称“湖南男博”)组建了约400人的医托队伍，设有四个办公场地，业务覆盖湖南长沙、永州、衡阳甚至福建、云南等地的医院。另外，他们还有着固定话术、成熟的操作流程以及缜密的激励机制。

曾经在湖南男博就职的小陈向第一财经1℃记者详细介绍了这家公司的情况，网络医托的运作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据小陈介绍，湖南男博一般是以招聘网络客服和新媒体咨询客服等为名招揽医托，开出的月薪是8000元-10000元，还包吃包住，待遇十分诱人。但事实上，只有完成一定数量的拉客任务后，才能获得上述薪酬。应聘者入职后，公司会进行专门的话术培训和分工，然后要求各自以虚假身份在网上揽客。

“一般都是要求以女护士、女医生的身份出现，头像是从网上搜集的一些网红美女之类的照片。”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公司主要合作医院以男性专科医院为主，另一方面是女护士、女医生的身份更容易取得信任。这些人也可以被称为“影子医生”。

话术各有不同，有的是嘘寒问暖，有的夸大其辞，但最终都是引向体检、就诊这样的话题。一旦对方“上道”，就会被介绍去公司的某家合作医院，院方有专门的人对接。“只要去了医院，基本上就没有不花钱的，没有病都要找出病来。”小陈说，在看到这种赤裸裸的诈骗之后，他毅然离开了这家公司。

易群介绍了医托公司的更多细节。据他说，医托分为主动型和被动型两种，一般以被动型为主，即用虚拟位置在微信、QQ、微博、自媒体等平台出现，给人就在附近的感觉;主动型一般是冒充医院、主管部门或者基金会、慈善机构的名义诈骗患者到指定医院就医。

一旦能介绍人就诊，医托能获取数百元至上千元的提成。

医托迭代“互联网+”

医托并不是新鲜事物，但其成长与近几年民营医疗机构的迅速发展紧密相关，互联网技术的则使这一灰色行当如虎添翼。

据易群介绍，互联网时代拓宽了医疗机构的获客边界，手段也更多，其中，饱受诟病的向搜索引擎购买关键词就是医疗机构获客的一种主要手段，而其背后也离不开医托手段。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医托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

“在PC时代，一般是医院自己掏钱购买关键词，然后在后端组织‘医托’队伍，但随着医疗广告关键词的获客成本越来越高，一些非医疗业务的公司开始架构自己的APP，切入这一块业务。他们为医疗机构提供专业的拉客业务，大部分医院躲到了后面，而获客效果更为明显。”易群总结了网络医托的变化。

长沙一家民营医院的前从业者宋先生也认同易群的这种观察。按照他的观点，从医院的角度来看，购买关键词一般是“强者的游戏”，实力越强的机构越能出得起价，也越能获得更多资源，而移动互联网时代，特别是微博、微信等移动社交工具的出现，则为中小医疗机构获客提供了便利，一些专业提供这类服务的公司也越做越大。“集团化、规模化、跨区域、跨专业，这些是目前网络医托的特点。”

据宋先生介绍，传统的广告和购买搜索关键词这些推广手段产生的实际效果越来越不明显，从而使得单位获客成本居高不下，据测算，这类方式的平均单位获客成本已经高达数百元甚至更高。

湖南男博这类“专业机构”则解决了众多中小医疗机构的“痛点”，它们所做的基本上都是“有效引流”，即通过其介绍到院咨询和就诊的对象绝大部分都能产生效益，并且只有在产生消费后进行提成。“这对医院来说，没有资金压力，没有风险——唯一的就是道德风险，但只要涉及到医托，就逃不出道德风险。”宋先生说。

也有业内人士指出，算法和大数据在互联网上得到广泛应用后，也让网络医托的精准营销得以实现。大数据先的算法，可以让患者每一个互联网上的行为被及时发现，而具有发现动力的一般都不是正规医疗机构，所以，民营以及非正规医疗机构和上述的专门公司成为算法技术的最大受益者。

据宋先生介绍，最喜欢网络医托的自然是民营医院，但并非如很多人认为的只有那些没有形成名气和规模的医院才与医托勾结。事实上，大多数民营医院都有医托存在，“只是多少问题。”在民营医院这个群体中，男科、妇科、脑科、性病(泌尿)等专科医院与网络医托的“合作”最多。

第一财经1℃记者就网络医托问题采访了多家民营医院负责人，没有任何人承认自身动用过医托。

宋先生描述了他所知的医院与网络医托合作的模式。

按照他的描述，一般情况下医托公司会主动联系医院，“最初差不多都是以互联网技术或者新媒体咨询业务等名义洽谈，但谈的内容都是怎样‘获客’，大家都心知肚明。”除了极个别专注于某一专科外，大多数医托公司并无细致的定位，基本上是什么科类都做，只是在内部进行一些分工，按不同的科类分组，并分别进行不同的话术培训，主要是为了让“医生”、“护士”们显得更专业。在接到业务后，医托公司会将任务分发到各个“新媒体咨询组”。

一旦一家医托公司规模做大，同样会在行业内形成影响力，这时就会有医院主动找上门谈合作。

这样的合作，很多都只是口头协议，但也有一些“专业”点的公司会要求以一种能摆上桌面的名义签订合同，并由医院支付一定的款项。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医院。

“一般来说，医院比医托公司更怕被查，因为(主管医院的)卫生部门对医托行为一直是严厉打击的，因此一旦出事，医院都希望能够将自己置身事外。”宋先生说，“但实际上要查清也很容易，大多数雇用了网络医托的医院，它的挂号系统链都直接与医托公司的电脑相连的。”

难以根治

“医托是一个顽疾，都知道它的坏处，但从目前来看，似乎很难根治。”在易群看来，一方面民营医院迅猛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医托有现实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无论是从立法还是具体的管理上来看，要铲除网络医疗任重道远。

目前，我国还没有明确的惩罚网络医托的法律，亟待出台相关法规。

事实上，从2016年起，国家卫计委曾联合多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整治“号贩子”和“网络医托”专项行动，但专项行动并未取得根除之效。

据新华社报道，近年来，全国多地时有查处网络医托案件：2017年9月，北京丰台工商执法人员发现，一家名为北京东方起点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络医托，假冒慈善机构人员和医生身份，蒙骗脑瘫病患者前往与其合作的指定医院就诊。每成功拉到一人前去住院，公司员工就可获得1000元提成。今年6月27日，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公安分局接到群众举报，遵义市欧亚医院招募大量社会人员，诱导不特定人员前往医院就诊，并在就诊过程中通过虚构病情、夸大病情、过度治疗等方式骗取群众钱财。目前，红花岗公安分局已将欧亚医院的相关涉案人员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网络医托相比传统的线下医托有更大的升级，从规模上来看，网络医托一般都是公司化甚至集团化运作，同时借助于互联网，招揽“患者”的手段更多更隐蔽，查处难度也更大。

从自己多年的观察出发，易群认为，仔细分析网络医托不难发现，要从根本上对这一顽疾进行整治，目前的管理机制必须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从现行的监管体制来看，大体是工商部门管注册，卫生部门管医院，而网络医托以互联网为主要依托，又同时涉及到电信部门。如果按照有些观点，将医托看作是一种电信诈骗，则还必然牵涉到公安部门。现实情况是，很少看到多个相关部门一起主动参与，协同办案。

以湖南男博案为例，目前只看到工商部门出手查处，而它也和许多被曝光的网络医托案一样，一夜之间公司被注销，公司主要负责人也不知去向。

关键词： 医生 好友 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