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的新晋妈妈王雨(化名)三个月前刚刚成功“卸货”，但紧接着摆在她面前的，是产假结束、重返职场后孩子由谁照护的问题。

“应该会是我父母来带，但我并不是很愿意，因为这不是他们的义务，不过好像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如果有好的托幼机构当然很好，因为孩子也喜欢和同龄人一起玩。”王雨告诉记者。

事实上，王雨所道出的，正是中国越来越多双职工家庭所面临的尴尬现状：幼儿园只接收3-6岁儿童，3岁以下婴幼儿“无处可托”。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显示，0-3岁婴幼儿在中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现状正在逐渐破冰。11月底，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召开，要求90所新建或改扩建的幼儿园有条件的需配置托班，鼓励公民办幼儿园创造条件开设托班，同步对开设托班的公民办幼儿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还将把“新增50个普惠性托育点”纳入2019年市政府实事项目。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2018年下半年的医改工作之一，即为制定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性文件，由国家卫健委负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家有关部门近日已开始征求行业內意见。

剑桥大学心理学博士苏德中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0-3岁婴幼儿的托幼需求会越来越大，对质量的要求也将不断提升，但目前整个行业、政策及监管基本空白，需要政府与民间资本双管齐下。政府在支持行业发展的基础上，仍需制定清晰的指引与监管政策。

不断扩大的托幼需求

为何我国入托率低?记者了解到，其背后是我国0-3岁托幼机构的数量匮乏。

以上海市为例，目前上海能提供2-3岁幼儿托育服务规模数共约16200名，占本市2-3岁幼儿数的8%左右。幼儿园开设托班的数量有限，只有356所幼儿园开设托班，占全市幼儿园总数的22%左右，且多为民办幼儿园。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家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劳动，托育服务随之高速发展，尤其是依托于单位的托儿所，为女性提供了很大便利。

不过，人口学者梁建章表示，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福利性的托儿服务体系被废止，大量单位办的托儿所在改制中被裁减。原本还有一些幼儿园开设针对两三岁幼儿的“托班”，但2012年政府颁布《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限制幼儿园入园年龄，不少公办幼儿园陆续取消“托班”。

教育部2005年第二期《教育统计报告》显示，相比于2000年，短短五年间，集体性托幼机构减少56668所，锐减70%。其中，托儿所的消失比重远大于幼儿园。

此外，杨菊华表示，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带来了服务市场化，出现了保姆、计时工等职业，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家庭的需求。

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口形势的变化，托幼机构缺位的弊端正逐渐显现。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不断扩大的需求，使托幼供需矛盾不断突出。

苏德中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酒仙桥园区，共有60个名额，在开业数月后就已全部满员。纵观北京九个园区的情况，最小的孩子只有六个月大，1-2岁与2-3岁的需求则非常大。

上海市总工会的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三的职工希望孩子入托，原因包括增加与同龄孩子的接触机会、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家里无人照护、隔代照料不利于孩子成长等。

此外，“没人带孩子”的处境，也让我国目前本就不高的生育率承受更大压力。“如果年轻家庭只剩下‘全职太太’这一种选择，未来妇女势必会在职场上受到严重歧视，因为对企业来说，如果有一个女员工怀孕，那将不再只是几个月产假的问题，而是几年的职业生涯都会受到影响。面对这样的顾虑，很多职业女性可能选择少要甚至不要小孩。”梁建章说。

基本“空白”的托幼市场

除了数量的缺乏，现有的市场供给无法满足家长需求，也是我国托幼市场的一大痛点。

杨菊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市场上有很多早教机构，针对的是孩子的早期启蒙，而非照看孩子。这不仅无法缓解家庭照料的压力，反而还有可能加重，因为家长需要在其身边陪伴。

记者了解发现，以在全国开店上百家的某早教机构为例，针对0-3岁婴幼儿的，主要是音乐、艺术、运动等课程，且需要父母参与，每节课程约45分钟左右。类似的早教机构在中国数量颇多。

但事实上，目前真正缺乏的，是在父母上班期间能够看护和照料孩子的托幼机构。苏德中认为，成熟的托婴中心都是成长照料与启蒙教育并重的，只关注早教而不会照料孩子是不行的，对孩子的照料是金字塔的基础，然后才是早期教育以及心智成长的启蒙。

“发达国家对0-3岁托育已经有了很多的实践，照料的基础较为深厚，就有更多的精力放在成长这一领域;但我国起步较晚，0-3岁托育基本空白，有的更多是偏向早教的教学机构。如果做托幼，一定要把照料和看护孩子放在基础的位置，进而要有孩子心智成长的引导。”苏德中说。

另外，此前爆出的幼儿园、早教班负面事件，也造成了家长的“信任危机”。王雨表示，市场一方面对托幼机构有需求，另一方面又不是很信任，家长心里也很矛盾。

“市面上很多3岁前的托幼机构是以企业的形式在运营的，一定要加强监管。”杨菊华直言。

以上海的经验来看，上海要求托育机构全视角安装视频安防监控设备和紧急报警系统，出入口监控设备与公安部门连接。内部设备设施上，凡幼儿可触及的地方均不得有棱角，软装潢方面，对窗帘和隔帘等的厚度、颜色及阻燃功能等也都做出了规定。

同时，对从业人员配备、岗位职责及资格等方面从严要求，18个月以下幼儿与保育人员的比例应不高于3：1。

苏德中告诉记者，他们在园区内安装了无死角监控，直接连接到家长手机上，家长可随时查看;1：2的师生比，也让每班5、6位老师之间互相监督学习;员工入职前还要接受近一个月的培训，内部培训已成为公司所有成本支出的最大头。

“我国很多幼师的实践经验是偏向于3-6岁孩子，对0-3岁孩子可能经验不足，有幼师证也不代表能照顾好0-3岁的孩子。”苏德中说。

提高入托率以提振生育率

目前，我国生育率趋降，全面二孩政策效应虽明显，但出生人口不及预期。在业内人士看来，解决托幼问题，将对提振生育率起到重要作用。

在10月份的一次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委员、专家们反映，目前0至3岁婴幼儿的托管和教育问题较为迫切，是减少育龄妇女和家庭后顾之忧的关键一环。

上海市妇联副主席黄绮建议，应恢复设立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机制，采用“政府引导、家庭为主、多方参与”的总体解决思路。在个税抵扣项中，学前教育经费可考虑加上0到3岁婴幼儿的托管教育费用。

杨菊华告诉记者，从OECD国家的经验来看，三岁前儿童入托比例高的国家，女性就业率高，生育率相对来说也要高一些，三者间是存在正向关系的。

梁建章则认为，应把0-3岁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政府有必要直接或牵头兴建约10万个幼托中心。同时，研究显示，对社会来说学前教育具有极高的回报价值。因此他建议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2018年下半年的医改工作之一，即为制定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性文件，由国家卫健委负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家有关部门近日在政策支持力度和政策具体内容的制定方面，向行业內人士征求了意见。

苏德中认为，0-3岁托幼市场需要政府和民间资本的双管齐下。政府可以主动出击，同时也可以给予民营企业足够的支持，例如对家庭的补贴，税收上的优惠，场地租金上的支持，甚至公办民营等等;除此之外，政府也要制定清晰的指引与监管政策，如规定托幼机构的场地面积、师资与师生比、环境装修等等，对行业进行规范。

同时，他也强调，从孩子成长的角度来讲，如果父母有充裕的时间和科学的育儿观，由父母亲自照料是最好的选择。“现代社会虽然这样的状态很难达到，但托幼机构也不是家长没时间看孩子就简单一丢，父母同样需要尽到家园共育应有的责任。”他说。

关键词： 0-3岁幼儿 托幼市场